沙孟海引领浙江书法三十年的形成（二）

                                                      二、印书互映助推浙江书风书峰
       在一个世纪以前，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石潜四位篆刻青年，在中国书法历史、文化发展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创立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的西泠印社，由此揭开了百年来印学研究、创作与传播的崭新篇章。在吴昌硕、马衡任第一、二任社长期间，随着西泠印社各项发展计划陆续实施，印社日益发展壮大，随着第三任社长张宗祥先生的逝世，紧接着1966年“文革”的突如其来，却使印社跌入历史低谷。其间印社活动被停止，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丁敬、邓石如、吴昌硕三造像及后山石坊遭毁。十年间，许多社员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抄家，甚至遭迫害致死，如马公愚、沈尹默、潘天寿、童雪鸿等。
        “文革”结束，选举沙孟海先生任第四任社长，印社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1979年月12月，印社召开纪念75周年社员大会，制定出五年工作计划，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在沙老的带领下，西泠印社迎来了高速发展，渐渐形成了以社团为基础，兼具学术、创作、出版、展览、收藏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性艺术社团。他在印社80周年大会开幕词中说：“清朝时候，金石很吃香，印是金石的一部分。旧社会时，社会上瞧不起我们，认为篆刻是雕虫小技，因此我们称自己是金石家。金石家不一定是篆刻家。现在不同，篆刻家有地位了，不用冒用人家金石家的牌子了。”
        沙老将西泠印社最本质意义置于把印学功能的最大化，对印学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主张是“印社各派都要，兼收并蓄”。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是西泠印社的优良传统。所以浙江书法三十年来，西泠印社在典藏与保存传统印学，展示与传播印学成果，推动印学创作与研究，汇聚海内外印人，促进篆刻流派之间的共同发展，扩大浙江印派艺术的学术交流，树立浙江书坛、印坛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形象以及促进书印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增强印社研究力量，提高印社声望，团结著名学者，他主张邀请在篆刻、金石、书画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入社。沙老认为书法篆刻家不能仅仅只会刻刻写写，应该具备相当的学养，应该在学术研究上多下功夫，把书与印及学术研究共同推出国门，这是沙老对西泠印社寄托的最大期望。
                                                  三、以浙江书协为根基，引领浙江书法大发展
         1982年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成立，沙孟海先生为第一任主席，使浙江书坛终于有了自己的领队。浙江 省 书 协 在 实 际 工 作 中，确 立了 以 创 作 为 龙 头，以 展 览 、评 论 为 导 向 ，以“ 双 精（ 精品 、精 英 ）工 程 ”为目标 的 工作 指 导 方 针 和“ 重 学 养、重 品 格、重 基 础 、重个 性 ”的人 才 培 养 原 则 。在 沙 孟 海 先 生带 领 下，坚 持 开 放 多元 、大书 坛 、大 包 容 的 工作 思 路，提 倡 学 术 民 主、学 术自由的风气 与 和 而 不 同、兼 容 并 蓄的风格，促进了当今群星灿烂、生动活泼局面的形成。30多年来，不包括浙江所承办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全国性展览以及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印学中心的西泠印社所举办的全国和国际性展览，仅浙江自己主办的品牌性大展：“沙孟海奖”全浙书法大展至今已成功地举办了七届，“陆维钊奖”全浙中青年书法大展也连续举办了六届。此外，还有省篆刻展、省妇女书法展等常规性书法展览，同时还组织了一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专题性和探索性展览。涌现出以陈忠康为主的一大批书法新人。他们的作品，用笔理性，气息舒缓，每幅作品中我们仿佛都能看到历代书法大家的影子，如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米芾、黄庭坚、何绍基等，对传统极强的消化吸收能力，为当今青年书家中所少见。

       沙老带领下的浙江书协注重书法活动内容的更新与开拓，借助具有浙江优势的载体，建立浙江特色的书法品牌，诸如每年举行的“兰亭书法艺术节”就是一个浙江书协与地市部门合作的品牌案例。“兰亭书法艺术节”从1985年2月28日开办以来，至今已开办28届，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书法品牌项目。一方面抓展览活动，促进创作的繁荣；一方面抓理论，坚持不懈地推进学术研究。作为掌门人的沙老身体力行先后撰成《碑与帖》、《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其中有“碑版的写手刻手问题”之专论）、《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漫谈碑帖刻手问题》等文，利用《书法》（上海）、《书谱》（香港）、《中国书法》（北京）等主流书法杂志和“中日书法讨论会”等机会，集中发表了自己的思考见解与研究成果，把它上升到事关正确认识两晋南北朝以降中国书法史的关键枢纽地位，成为当代书法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为此，沙先生曾有这样的表述：“关于此问题（引注：指推论碑版书迹中的写手刻手问题），我只见启功、商承祚两先生文中也谈到。商老（引注：商承祚）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66年一期发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济兰亭序》……启老1981年出版的《启功丛稿》中有一篇《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随处提到刻工问题。……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把古代碑版的刻手问题提
出来，这是书法史研究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加注释）1992年3月，又再次谈到：“自清末以来，地不爱宝，商周甲骨鼎彝以及各时代简帛、纸卷、碑刻大批发现，同时印刷技术也不断进步，大量影印流传广泛，学者能见前人所未见，知前人所未知，博览名迹，吐纳古今……在党的‘推陈出新’、‘古今为用’的文艺政策影响下，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搜集整理中国现有的书法理论著作和各时代遗存下来的墨迹名品，通过考辩、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综合成切实有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书学理论。这些理论研究虽然数量不多，却代表了新时代书法理论发展的趋势，如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而启功《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和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兰亭序〉》二文中所谈到的碑版写手、刻手问题，恰与沙孟海三十年代《与吴公阜书》所指出的‘写手刻手应区别对待’的意见暗合。到六十年代乃从南、北两地不约而同地各自阐述，加以肯定。这种现象，也无疑使近代书学研究运用唯物史观的结果。”［8］其中如书法导向性论文：李文采《书法的创新与进步》，谈艺术方面的论文：金鉴才《艺术的觉醒和基础的危机》，创作方面的论文蒋北耿《书学五题》等都深受其影响，为推动、发展和提高浙江书法的学术风气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沙老在九十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书法这门学问依赖于文字，没有文字便没有书法。好比文字依赖于语言，工艺美术依赖于工艺，建筑美术依赖于建筑工程一样。学习书法，除了取法古人书迹之外，更无其他范本。主要在古人好作品的基础上积累功夫，自然而然酿成自己的新风格。各人取径不同，面貌也不同，形成百花齐放”［9］，深深影响着以刘江、沈定庵、萧耘春、马世晓、章祖安、林剑丹、卢乐群、金鉴才、骆恒光、朱关田、俞建华、王冬龄等为代表的一代书家，形成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书风之峰、书峰之风，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可以说浙江书法三十年是新人辈出的三十年，是书法艺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十年，也是书法事业繁荣发展的三十年。回溯是为了书法的发展、预知与激励，我们更期待未来的浙江书法三十年。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书法传统，营造良好的书法生态环境，促进书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我们这一代书法家与书法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注  释：
［1］沙孟海：《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载《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3
月第1版，第201页。
［2］沙孟海：《与刘江书》，载《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571页。
［3］沙孟海：《碑与帖》，载《沙孟海论书丛稿》，第161页。
［4］沙孟海：《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载《沙孟海论书丛稿》，第185页。
［5］沙孟海：《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载《沙孟海论书丛稿》，第185页。
［6］钱君 ：《洒泪向南天》，载《西泠艺丛》，1992年第2期。
［7］沙孟海：《印学的发展》，载《沙孟海论书丛稿》，第80页。
［8］方爱龙：《〈沙孟海全集书学卷〉编纂札记》，载《“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75页。
［9］沙孟海：《在恭祝沙孟海教授九十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载《高等书法教育四十年》，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3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沙孟海著：《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2．沙孟海著：《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3．祝遂之编：《高等书法教育四十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4．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编：《“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
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作者单位：慈溪市观自在书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