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与隐性：浙江区域文化与地域书风的当代性关联（二）

                                                       二、浙江地域书风的核心特征

       可以说是“浙江基因”孕育了浙江文化，同时浙江文化孕育了浙江书法，浙江基因、浙江文化与浙江书法之间存在着一致关联性，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多元形态。无论是浙江自然环境与地理形态，还是浙江的经济文化形态，都呈现出一种多极性。从地理形态来看，浙江北部地区是水网密集的冲积平原，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鱼米之乡，浙江东部地区是沿海丘陵，融丘陵、海岛于一体，浙江南部地区是典型的山区形态。从文化形态来看，浙南有永嘉学派、浙中有金华学派、浙东有阳明学派、浙北有秀水学派等等。浙江方言、民俗也因地理的多元化呈现出极为多极与多样的状态。从当代书法形态史的视角来看，浙江的书法家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书法艺术的多极与多元的探索，从东晋二王的“中和”书风到隋朝智永的
“禅意”书法，从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气象到南宋陆游、张即之的“写意”书风，从元代赵孟頫的“精美”体格到明代徐渭、倪元璐的“狂狷”意态，从清朝赵之谦的“碑学”书法，到近现代的马一浮、陆维钊、沙孟海的“学者”书风，他们创造的书法形态，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代表着一个个时代书风的高度。就某个时期而言，浙江书法形态的多极化明显，从当代书法形态史的角度来看，近20年来中国书法几个最有影响的展览的发起和策划几乎都出自浙江书法家之手，诸如现代派书法展、学院派书法展、新概念篆刻展、“书法主义”展等无不显示出浙江书法人根底的多极与多元的文化精神。
        浙江书法三十年，浙江书坛一直秉承“重学养、重品格、重基础、重个性”的“四重原则”，坚持开放多元，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风气与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风度。多元形态与融通意识在浙江老一辈书法家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也是他们最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以浙江美术馆举行的“书风书峰——2011浙江书法名家作品展”为例。以刘江、沈定庵、萧耘春、马世晓、章祖安、林剑丹、卢乐群、金鉴才、骆恒光、朱关田、俞建华、王冬龄等为代表的浙江老一辈书法家，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浙江书法的精神传统。他们生于动荡的20世纪前中叶，成长于新中国的60年，经历过风云际会的时代变迁与人生苦难，他们是吴昌硕、沈曾植、李叔同、马一浮、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方介堪等近现代浙江书法家的继承者，同时又开一代书风，确立了各自在书法史上的高度。在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的浙江书法基因：勤奋开拓、学养深厚、书学通融、创新多元。他们被喻为浙江书法的“第一方阵”，以其前瞻性、开放性、实验性、多元性，建构了当代浙江书法的新机制与新体系，承担起浙江文化建设与浙江书法文化精神延传的历史使命。从书风而言，刘江先生以篆书著称，苍然高古、浑拙天成；沈定庵先生以隶书闻名，独辟蹊径、自成一体；萧耘春先生以章草代表，静观自得、风雅清丽；马世晓先生以草书名世，行云流水、刚柔相济；章祖安先生以行书著称，狂狷奇崛、含弘光大；林剑丹先生以古玺闻世，雄健苍秀、清正古雅；卢乐群先生以行书著名，碑帖相融、博采众长；金鉴才先生以楷书独绝，萧散简逸、恬淡清正；骆恒光先生以行书名世，出入碑帖、强骨重气；朱关田先生以章草著称，圆融通达、温润静穆；俞建华先生以隶书著名，沈雄朴茂、清健奇正；王冬龄先生以草书闻名，古今融合、中西渗透。可以说，他们的书法均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多元性，不仅个性风格明显，具有唯一性，而且彼此书风距离较大，特色鲜明。他们意识到多元与个性书风的重要性。多元形态使浙江书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是浙江书法的动力之源。
        二是融通意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道出了浙江自然地理的优美景致，小桥、流水、人家，道出了江南自然精致和谐的典型特色。浙江文化也是精致和谐的文化。江南地域所特有的崇尚精致和谐的精神，历数千年而不失，不仅体现在千余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浙江文化建设中，更体现在多数浙江人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中，这种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融通意识，是浙江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浙江整体书风上体现明显。以书入画、以诗入画、以书入印，诗书画印的融通代表着中国传统艺术的特征与精神。古往今来全能型大书画家莫不工诗擅文，以诗文涵养绘画的精神气韵，以书法笔墨提升绘画笔墨。诗文书法印学与绘画既是浙江艺术的“技”，又是他们的“道”，皆是人生之境界气象的映照。“以书入画、以诗入画、以书入印”之。这也恰恰是中国艺术之精神。从深一层来看，融通意识并非艺术形态的相通关系，更是书法与文化的融合。浙江学术底蕴深厚，涌现出了大批学者与思想家，诸如陆游、叶适、陈亮、宋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章学诚、全祖望、俞樾、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茅盾等等等，他们身上特有的气质，从不同的方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人文学术的特点。在浙江书法的基因中，“书”与“学”的融通是至关重要的，“书”中无“学”是“技”的层面，融“学”于“书”上升为“道”的层面。考量浙江书法的中心意识，最为核心的动力，并不是外在艺术形态的多极化探索，而是在宏观层面的“书学相融”。
         书学融通是促成浙江老一辈书法家书法风格的核心要素。以书风书峰展的十二位书法家为例，刘江先生对当代印学研究的开拓，著作等身，其《汉印的临习和欣赏》《古玺印的临习和欣赏》《篆刻技法》《篆刻艺术》《篆刻教程》《篆刻艺术欣赏》《篆刻艺术的形式美》等撰述构筑了中国印学体系的大厦。沈定庵先生执着于区域书法史的研究，著有《绍兴书法史》，并有《定庵随笔》行世。萧耘春先生热衷于民俗研究，汇集出版了《野熊与老婆婆》民间故事集、宋代文史研究集《男人簪花》《苏东坡的帽子》《萧耘春谈章草》，并主编《苍南县志》《苍南诗征》《苍南女诗人诗集》等。马世晓先生倾心于张芝《冠军帖》的研究，发表了《张芝“一笔书”辨及〈冠军帖〉审美新探》的长篇论文。章祖安先生早年主攻汉语言文学，为陆维钊先生助教，他对《周易》以外的先秦典籍烂熟于心，著有《周易占筮学》《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等。林剑丹先生长期留心对古玺文字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著有《林剑丹古玺文字印联选》等。卢乐群先生着力于书法理论研究，撰有《兰亭叙文的思想及其他》《儒道思想对书法的影响》《试说碑帖结合》《民间书法的启迪》《隶体行书化的思考》等论文。金鉴才先生对于浙江省书学研讨会有推助之功，对古
典诗词有着精深的造诣，撰有《艺术的觉醒和基础的危机》《赵孟頫书法论》《文徵明书法论》等论文，骆恒光先生执力于古代书论研究，著有《论“意在笔前”之“意”》《米芾早晚期书法代表作品考》《骆恒光论书》《行书法图说》等。朱关田先生倾心于唐代书法史研究，著《唐代书法考评》《中国书法全集·欧阳询虞世南卷》《中国书法全集·禇遂良卷》《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中国书法全集·李邕卷》《唐代书法家年谱》《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初果集》以及《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等。俞建华先生曾担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多年，撰有《铁石纵横体势奇——谈潘天寿书法》《传统·时代·审美——我所理解的沙孟海》《跌宕灵和，矩矱自持——陆俨少的书法艺术》《腹有诗书气自华——章祖安的书法与审美观》等。王冬龄先生着力于清代书法、近现代书法研究、草书、现代书法以及书法教育研究，著有《清代隶书简论》《王冬龄谈名家名作》《王冬龄谈现代书法》《王冬龄创作手记》等。

       多元形态与融通意识，看似两端，实则一体，既有多元，方能融通；而恰恰只有融通，方显多元的可贵。反过来说，没有融通的多元，是分散的，形不成集体的合力；没有多元的融通，则无从谈起。在我看来，这正是浙江文化最为核心的特征，是浙江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浙江书法发展最为核心的动力与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