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学艺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来源：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发布时间：2013/11/22 18:43:24
展览介绍
笔健神融：傅申先生书法近作感怀
陈履生
1984年，当我还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艺术史硕士期间，适逢盛极一时且影响至今的“纪念渐江诞生三百二十周年暨黄山画派学术讨论会”在合肥召开，作为在校学生随导师刘如醴、林树中先生与会，自然见识了许多在书本上看到的中外美术史家真容，傅申先生是其中之一。虽然转瞬过去了三十年，可是，依然历历在目。对于傅申先生的特别记忆，是这次会议期间的一次笔会上，他为我书写了一幅“愚斋”横幅，不仅是我最初的当代书画名家的珍藏，也是我对其书法的最初印象。
因为即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傅申书画展”，使我有机会系统的观赏了傅申先生历年来的书画创作，也使我进一步深思了中国美术史学者的治学道路——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学与成长的过程，是一个连接中国学问传统的承续和发展的过程。当代之中的徐邦达、谢稚柳先生等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自幼学习书画，直至拜名师而进入到专业状态；他们因为早年研习书画技艺又对史论充满兴趣，继而转入到研究书画艺术史的行列，大都以文博单位的工作为职业，并以艺术史的研究而功成名就，彪炳于世；他们在老年又重新回归到书画的创作之中，同时又发挥着在艺术史和书画鉴定方面的权威作用和影响。可以说，傅申先生和这些前辈如出一辙。当然，在台湾，还有江兆申先生不能遗忘。这样一种规律，至今在西学的影响下已有很大的改观，史论专业的独立性和走向文史专业的教学体系，完全形成了一个脱离艺术实践的新的方法，而且潮流强劲，已经蔚为主流。傅申早年留学美国学习艺术史的经历，正是反映了这一变化的早期过程。不过，西学艺术史中的这种方法未必全部能够适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故中国原有的仍然是艺术史方法论中最适用于中国书画研究的方法。
傅申先生的画历可以溯源到他的台湾师范大学时期。那时候的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师资基本上是大陆的班底，名师云集，传统功力深厚，而教学方法也基本上是过去中央大学的传统。因此，以黄君璧、溥心畬先生为代表的教授们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至今扛鼎于台湾画坛的中坚力量，刘国松、傅申、何怀硕、江明贤等不仅传承而且发展了他们前辈的学理和方法，又在培育新人方面卓有贡献。傅申先生于画学方面在师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对于研习中国艺术史和从事书画鉴定的人来说，用实践去体验前辈的笔墨，尤其是那些难为人道的细微的笔墨变化，不是西学中的文科知识所能企及，因此，这种体悟的深浅不仅决定了研究成果中认识的深浅，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的成就高低。
人生包括学问往往因为机缘而改变方向。傅申先生本来也是有做大画家的思想，并且积极主动去努力。就在离开师大之后，“仍时向君翁（黄君璧）师请益，约辛丑（1961年）师出此珂罗版（仿董北苑溪山逆旅图）嘱为临学”，几年之后，黄君璧先生题此临本：“笔健神融，致韵高古，弥见用工之勤。”可是，后来他在文化研究所、台北故宫的工作历程中，渐渐转向了艺术史的研究，直至留学美国，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进而先后任职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弗利尔博物馆，傅申先生完全进入到艺术史研究的队伍之中，在中国书学和画史研究方面卓然成家。从此，他的书画之名也就为学问所掩。因此，人们自然就忘记了他1962年作为台湾青年书画家的代表，“为宣扬中华文化”，赴非洲“即席挥翰，晓喩群众”，“遍游十四国”，“以艺能为家国服务”（张隆延《傅申学艺录序》）的历史。
如果基于傅申先生学艺的历史来考察当下，他在完成了艺术史研究的职业生涯之后，一方面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则回归到书画创作之中，尤其是在书法方面完全连接了他在书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这种学问反哺创作，使得他的书法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如果将他融入到当代中国书画研究的传统和现实中来考察，应该像欣赏徐邦达、谢稚柳先生的晚年创作一样，去看待傅申先生的书法近作，因为这不是一般书法家的作品，它们的背后潜藏着书家在艺术史和书画鉴定方面的学术成就。傅申先生的书法是当代文人的书法，是21世纪文人可能缺少的成就以及学问人生的乐趣。
傅申先生的儒雅形神，气节品格，成为他书法的内在韵致。其骨法坚劲，挥洒自如，于书法中可见画法，而谋篇布局之严谨，又凸显出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史家的风范。值得欣赏的是，傅申先生书法近作中的《以德报怨，以怨报德》、《钓鱼岛》，都是针对现实的即兴之作，表现出他对家国的关注和情感。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和传统的中国士人一样以书画表达情怀，所谓的“一枝一叶总关情”在他的书法中难够一眼看出，即使是书写前人名诗佳句，也透露出隐喻的内涵。尤其是在《钓鱼岛》横幅中，书画结合，史论并举，实为当代难得之佳作，少有之情怀。故傅申先生所书刘禹锡的“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傅申先生当下的艺术与精神的呈现。
陈履生
1984年，当我还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艺术史硕士期间，适逢盛极一时且影响至今的“纪念渐江诞生三百二十周年暨黄山画派学术讨论会”在合肥召开，作为在校学生随导师刘如醴、林树中先生与会，自然见识了许多在书本上看到的中外美术史家真容，傅申先生是其中之一。虽然转瞬过去了三十年，可是，依然历历在目。对于傅申先生的特别记忆，是这次会议期间的一次笔会上，他为我书写了一幅“愚斋”横幅，不仅是我最初的当代书画名家的珍藏，也是我对其书法的最初印象。
因为即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傅申书画展”，使我有机会系统的观赏了傅申先生历年来的书画创作，也使我进一步深思了中国美术史学者的治学道路——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学与成长的过程，是一个连接中国学问传统的承续和发展的过程。当代之中的徐邦达、谢稚柳先生等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自幼学习书画，直至拜名师而进入到专业状态；他们因为早年研习书画技艺又对史论充满兴趣，继而转入到研究书画艺术史的行列，大都以文博单位的工作为职业，并以艺术史的研究而功成名就，彪炳于世；他们在老年又重新回归到书画的创作之中，同时又发挥着在艺术史和书画鉴定方面的权威作用和影响。可以说，傅申先生和这些前辈如出一辙。当然，在台湾，还有江兆申先生不能遗忘。这样一种规律，至今在西学的影响下已有很大的改观，史论专业的独立性和走向文史专业的教学体系，完全形成了一个脱离艺术实践的新的方法，而且潮流强劲，已经蔚为主流。傅申早年留学美国学习艺术史的经历，正是反映了这一变化的早期过程。不过，西学艺术史中的这种方法未必全部能够适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故中国原有的仍然是艺术史方法论中最适用于中国书画研究的方法。
傅申先生的画历可以溯源到他的台湾师范大学时期。那时候的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师资基本上是大陆的班底，名师云集，传统功力深厚，而教学方法也基本上是过去中央大学的传统。因此，以黄君璧、溥心畬先生为代表的教授们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至今扛鼎于台湾画坛的中坚力量，刘国松、傅申、何怀硕、江明贤等不仅传承而且发展了他们前辈的学理和方法，又在培育新人方面卓有贡献。傅申先生于画学方面在师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对于研习中国艺术史和从事书画鉴定的人来说，用实践去体验前辈的笔墨，尤其是那些难为人道的细微的笔墨变化，不是西学中的文科知识所能企及，因此，这种体悟的深浅不仅决定了研究成果中认识的深浅，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的成就高低。
人生包括学问往往因为机缘而改变方向。傅申先生本来也是有做大画家的思想，并且积极主动去努力。就在离开师大之后，“仍时向君翁（黄君璧）师请益，约辛丑（1961年）师出此珂罗版（仿董北苑溪山逆旅图）嘱为临学”，几年之后，黄君璧先生题此临本：“笔健神融，致韵高古，弥见用工之勤。”可是，后来他在文化研究所、台北故宫的工作历程中，渐渐转向了艺术史的研究，直至留学美国，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进而先后任职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弗利尔博物馆，傅申先生完全进入到艺术史研究的队伍之中，在中国书学和画史研究方面卓然成家。从此，他的书画之名也就为学问所掩。因此，人们自然就忘记了他1962年作为台湾青年书画家的代表，“为宣扬中华文化”，赴非洲“即席挥翰，晓喩群众”，“遍游十四国”，“以艺能为家国服务”（张隆延《傅申学艺录序》）的历史。
如果基于傅申先生学艺的历史来考察当下，他在完成了艺术史研究的职业生涯之后，一方面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则回归到书画创作之中，尤其是在书法方面完全连接了他在书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这种学问反哺创作，使得他的书法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如果将他融入到当代中国书画研究的传统和现实中来考察，应该像欣赏徐邦达、谢稚柳先生的晚年创作一样，去看待傅申先生的书法近作，因为这不是一般书法家的作品，它们的背后潜藏着书家在艺术史和书画鉴定方面的学术成就。傅申先生的书法是当代文人的书法，是21世纪文人可能缺少的成就以及学问人生的乐趣。
傅申先生的儒雅形神，气节品格，成为他书法的内在韵致。其骨法坚劲，挥洒自如，于书法中可见画法，而谋篇布局之严谨，又凸显出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史家的风范。值得欣赏的是，傅申先生书法近作中的《以德报怨，以怨报德》、《钓鱼岛》，都是针对现实的即兴之作，表现出他对家国的关注和情感。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和传统的中国士人一样以书画表达情怀，所谓的“一枝一叶总关情”在他的书法中难够一眼看出，即使是书写前人名诗佳句，也透露出隐喻的内涵。尤其是在《钓鱼岛》横幅中，书画结合，史论并举，实为当代难得之佳作，少有之情怀。故傅申先生所书刘禹锡的“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傅申先生当下的艺术与精神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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