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书法发展格局浅探二（提纲）

　二、书法创作的格局——多样化向塑造时代风格转型

　　当代书法创作的走向分析

　　当代书法创作经过30多年的复兴、探索、发展过程，目前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10余年里，受展览文化越来越深的影响与制约，出现幅式越来越大、拼贴越来越普遍、色彩越来越花哨、书风面貌越来越同质化的形式主义特点，多种材质的纸张运用、章法搭配的空前重视、墨法矛盾关系的有意识尝试、钤印与主体的混乱关系、多处题款与正文的比例不清都是有别于以往时代的特点，总体呈现出严重的美术化倾向。强调视觉冲击力，讲究形式构成，强调书法的艺术性，将书法等同于美术作品，极大消解了书法本身的书写性、文学性、叙事性特征，书法的“可读”、“可品”被“观看”、“吸引”、“刺激”所取代，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感”被无限度地放大。“文以载道”的哲学品质正被“自我”、“表现”、“存在”、“实现”的生存命题改弦易辙，形而上的上层建筑正沦为形而下的文化产品被消费、娱乐。其根源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对弱势文化的霸权影响，其症结是对民族文化的不自信。

　　时代生活的节奏加快，带来文化消费品的寿命变短，其间的美学探讨已不在本文范围。“审美疲劳”与“视觉麻木”会催生着产品不断求新、求异，其商品属性已决定了“其道”不能“一以贯之”。近10年来，书坛 “伪二王”的大肆流行，既有出版业高度发达带来的书法资料空前丰富（这与30年前书法家个体对书法资料的占有不可同日而语，大家可以轻易地看到真迹一等的历代珍品，这也为扫除技法上的障碍和故作神秘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有资讯交流异常便捷带来的思维近亲繁殖恶果，少思考、不思考将“样板”迅速波普化，以致千人一面。复制与平面化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当集体无意识成为主流，“伪二王”们便天真地以为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代替“二王”而成为“新二王”。平庸与肤浅，表面与空洞在当代如此泛滥，不能不说是社会转型期烙在书法具体表现上的不可避免的悲哀。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已成明日黄花。

　　当“伪帖学”已不能满足日益“好色”的需求时，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大家的审美口味会有所转移：一、向“碑学”靠拢，向一种笔法相对更加简单易于掌握、结体更加险绝易于造势的方向发展。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笔法粗率、结体乖张、少有章法、墨法恶浊、气息低俗等已有苗头，而碑学中骨气洞达、雄强清刚、茂密活泼并为丰富帖学表现的方面会受到忽视；二、草书有可能流行。其原因并非当代书坛对草书的整体认识有所提高，而恰恰由于草书的书写速度相对最快，符合时代对产品数量的需求，大量“草率”的“非草书”将层出不穷，这是我的一个预测。

　　10年内，书坛目前的乱象不可能根本扭转。10年后到20年之间，书坛会逐渐归于理性。但这仅仅是可能性之一种。

专业书家的历史定位分析

　　随着国民整体寿命的不断增长，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书法家将集体进入耄耋之年，其中健在的并已被书坛肯定的书家将有引领潮流的标杆作用。大书法家以社会影响力、自身的创作成就、理论修养、学生的数量与质量、威望口碑等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一般一个文艺领域的大家不会超过10人。这10人左右的数量将被集体放置到至少清代书法史中进行比较、甄别，历史的淘汰法则非常无情。

　　而大师的荣誉与历史定位条件将更为苛刻。我们可以粗略回顾一下二十世纪的大家，且先不说康有为、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如于右任、沈尹默、谢无量、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高二适等，那么还有马一浮、弘一、白蕉、张宗祥、萧娴、胡小石等，更有朱家溍、诸乐三、朱复戡、、赵朴初、马公愚、启功等，还有徐生翁、吴玉如、陈大羽、王遐举、祝嘉、萧劳、刘梦伉、潘主兰、沙曼翁、王遽常等，即便毛泽东、鲁迅、郭沫若也不可等量齐观。大师之争还是留待将来，暂时缺席并不影响书法的走向。

　　当代书法发展的突破口

　　当代书法从历史脉络上是清代与民国书法的延续，但在全面回顾、整理、发掘书法的遗存资料方面又是前无古人的。自清代文人参与篆隶书的学习与创作以来，碑学中兴并一度压倒帖学，造成帖学的实际衰败。不可否认的是，清代的文人篆隶与北碑成就都标榜千古。在此基础上简单的碑帖融合与碑帖对立，从理论阐释到具体实践，虽走过了风风雨雨，仍然漶漫不清以致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当代书法。

　　对前代碑学成就的清理，会完善我们对已取得的碑学成果的认识。随着出土简帛书、碑版等实物资料的逐渐丰富，我们在篆隶书领域的突破口会比其他书体相对容易。楷书、行书在古代已高度成熟，想向前推动一步比较困难，能最大可能地承继下来已非易事。文人篆隶之所以已尽善还未趋尽美，只因年代还不太久，以致形态还有丰富的可能。如清代隶书大家虽有郑簠、陈鸿绶、金农、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基等各领风骚，但显然还不够。

　　草书仍然有续起的可能。20世纪虽然大家众多，但以草书名世且对草书历史系统有所补充与发展的却不多。林散之、高二适、毛泽东、王遽常，寥寥数人而已，这其中大草又更加稀少。从草书的发展历史来看，至少要承接清代王铎、傅山的衣钵方可载入书史。那么对草书书法家的要求便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目前习草者已渐趋扩大，如何利用丰富的现有资料，理性地梳理历代草书的利弊，找到当代的突破口并非没有可能。如当代书家普遍理性地重视墨法，这有别于古代的一般书家，如何利用这一点或许也是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