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论】朱关田《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读后

朱关田先生治唐代书法史有年，是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他曾出版《唐代书法考评》、《唐代书法家年谱》、《颜真卿年谱》和《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等著作，在书学界有重大影响。尤为难能的是，先生主政浙江书坛的十余年间，处交游酬酢激流之中，仍用志不分，从事唐代及近代书史研究，成果踵出，为书坛瞩目，也为年轻一辈学者作出极好的示范。

朱先生对于学术的投入，并非偶然。在清代以降的书法传统中，大书家莫非大学者，寻常弄笔舞文之流，无论当日何等光鲜，终难厕身书史。盖自古无不读书之书家。学者书家，多厌恶人称之为书家，溥心畬谈不上学者，但他却对人说，称我画家不若称我书家，称我书家不若称我诗人，称我诗人不若称我学者。虽艺林轶事，颇能见出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朱关田先生师从陆维钊、沙孟海先生，二老皆崇尚先文而后墨，是学者型的书法家，这对朱关田先生虽以美院出身，却能致力学术的人生选择，有着师范作用，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

朱先生的学术取向，亦非偶然。清季以来，随着金石学的振起，书法研究也突破既往以论书为中心的传统，学者们从史学、文学、金石、器物及考古中发现线索，在廓清书史的同时，也与相关学科形成极好的互动，正经补史，即其贡献之一端。朱关田先生本书最大的亮点，与其说是书法方面的，毋宁说是史学方面的。比如本书开篇即对颜真卿出守湖州时间进行考证，引颜真卿《宋璟碑》、《臧怀恪碑》及《与夫人帖》为说，指出颜氏注授新职必在大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承迁葬之后。这一论证足以推翻殷亮《颜真卿行状》及留元刚《颜真卿年谱》九月之说。他如指出赞宁《宋高僧传·唐湖州抒山皎然传》以皎然与颜真卿早事交游，《全唐文》将《泛爱寺重修记》收于颜真卿名下，陆游以张志和《渔歌子》中“西塞山”为蜀地名矶等等，皆属舛误。对于这时颜真卿的信佛、谀鬼，与人交往多不及政事和宴集联句潇洒从俗等景况，使之在“忠臣烈士”的历史形象之外，更提供了不少鲜活的面向。凡此种种，正可见得朱先生的研究脉络与清代学术传统间紧密之关联。

《颜真卿在湖州》一书对于唐宋书史及书学文献亦随手订正。如根据羲、献父子曾出任吴兴太守，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亦寄籍于斯，然而颜真卿对此皆漠不关心，传世文字尤鲜涉及二王，进而论证鲁公追摹右军书法之事或属可疑。颜真卿一生未入集贤院，无由接触内府名作，又非识鉴之才，盖一善书而不知书者也。通过考察，朱关田认为，苏轼以颜真卿《东方朔画赞》乃临摹王羲之原本及桑世昌认为颜真卿曾临摹《兰亭序》，皆为不经之说。至于颜真卿的书学文字，朱关田据颜氏存世碑志中“永”字的写法不准于“永字八法”，直指《书苑菁华》所收颜真卿《八法颂》为伪。又指出系名颜真卿的《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大多出于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其他问答亦多见肤浅枝蔓，故绝非出自真卿手笔。这些辩正都有很强的说服力。

今天的书法史研究多强调书史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满足于讨论书法风格如何传承、影响及技法手段如何转换的固有程式，则我们的研究永远无法参与到当代学术的对话之中。久而久之，书法史研究不仅会不断边缘化，为其他社科研究者所忽视，而且自身的视野也会不断变得狭隘与单调。所谓鼓铸旧钱，必致粗恶。今天的艺术史研究越来越强调研究者能够在具体历史时空中，把握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人们所关心的也许不完全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所指涉的社会史内容，比如艺术品所使用的材料、艺术品的功能、艺术品生产和存放（或展示）的场合、艺术品的消费与流通方式，等等。对于环境的关怀，总是相对“开放”的，研究者需要竭尽全力寻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来重构艺术史的场景。

对于这些新兴的研究企向，朱关田先生或许未必关心，但是他所秉承的学术传统（甚至包括叙述传统），却有效地实现了书法研究与相关研究领域的沟通。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因为接触不到书法史研究领域的素材而觉得狭隘，朱先生使用的材料与得出的结论或许能为他们提供重要的依据与线索。譬如本书对于唐代文学集团多所属意，颜真卿主持编纂的《韵海镜源》是我国最早集释诸书文字训诂的一部词典，修订于湖州任上。除了揭橥本书的学术价值之外，朱关田认为，纂修活动因积聚大量文学之士，诗酒唱和，无意之间形成了以江东文士、州县属吏为主体，以颜真卿、陆羽和释皎然为领袖的文学结社。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颜真卿乃是李华、萧颖士集团的一位健将，只不过文名为书法所掩。这将裨益于唐中叶的文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先生的研究不仅体现为书法史场景的重构，也对其他学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朱先生这一辈的书法史学者，还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他们基本都擅长书法，对于作品的形式语言有很强的敏感，对于书法的技法特征、书法风格的脉络、南北地域的特色以及作品的质量优劣，都有深刻的把握与准确的判断。同时，他们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故对于艺术品的理解，亦常常不孤立从事，而是将之置诸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加以解释和定位。这是年轻一辈学者颇难企及的。

譬如，在书迹的真伪鉴定中，并非所有的作品都给我们留下文献考证的余地——如果有，朱关田先生自然不会放过。如系名颜真卿的《竹山潘氏堂联句》墨迹，衔题“光禄大夫行湖州刺史鲁郡公颜真卿叙并书”，朱关田认为，“鲁郡开国公”中“开国”二字必不可少，作伪者因不明唐代爵位名称，故有此失。而此作多有讹字现象，亦非讲究文字训诂的颜真卿所可为者。但在没有文献考证余地的情况下，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下断语。如朱关田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裴将军诗》墨迹本笔势孱弱，必是赝品。这种判断并没有文献上的根据，而是“望气”而得。虽说对于望气，各人评价不一，但我认为因为长期的训练、鉴赏而积累起的经验，对于研究者而言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不仅古人常用，后来者也得有所训练。

朱关田先生还善于将书家及作品置于历史框架之中加以讨论，其间有看不到的人生阅历在起作用。如苏轼认为，颜真卿在湖州追立放生池碑，有谏言肃宗之意，此说在书史上所得响应最多。但朱关田考证此碑追立之时，代宗执政已逾一纪。因此他的追立意不在谏，而在于怀旧，在展示先帝恩德及前朝寄重的同时，亦可寻索颜真卿现实的用心。又如在讨论徐浩与颜真卿书法地位时，朱关田指出徐浩书名当日远过真卿，乾元初年窦臮的《述书赋》已记其善书，而有关颜真卿书法的评论直到晚唐才出现。徐浩因旧居中书，且掌集贤院事，他的真、行二体在当时有巨大影响，院内书手大多根底徐浩，而中唐之后的墓志书风亦多从徐浩出。虽说陆羽《论徐颜二家书》抑徐而扬颜，但朱关田认为不过出于文人意气，不能因此混淆了徐、颜书法在当时的实际地位和影响。

目前的古代书法史的研究，多竞谈方法。其实在我看来，方法只是一种视角，而门径大抵相近。若没有对文献与图像资料的细致搜集与排比，没有对史料有机的勾连与阐释，没有对作品风格与形式切实的把握，再高妙的方法也难以奏效。朱关田先生的研究，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正是一种踏实恳切的研究作风和基础研究的魅力。我读先生这本书，获益甚多，故随手抄摘并略加评说，以当喤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