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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潘天寿答石鲁同志问

来源: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发布时间:2016/10/20 10:35:24


石鲁,原名冯亚珩(1919-1982)四川眉山仁寿人,20世纪13位中国画大师之一;长安画派创建人。

1936年毕业于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1938年肄业于四川华西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1939年入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投奔延安入陕北公学院,开始以画笔为宣传工具献身革命,因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在延安,历任西北文艺工作团美术组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干部、《群众画报》编辑、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主任。1949年后历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陕西美协主席,陕西书协主席,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代表作品有《转战陕北》,《东渡》,《华岳之雄》等。明确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


重读《潘天寿答石鲁问》

文/卢炘

八年前,我参与编辑中英文对照画册“近现代中国画六十家丛书”,每位一册,此丛书英文翻译水准不错,后来被选为外交部门赠送外国首脑的高档文化礼品。虽然十册一匣,六匣装帧精美,但由于图片及图片授权的某种局限,未能如愿囊括本应入选的一流名家,留下一些遗憾,其中就包括石鲁先生,托人联系过石鲁后人,未果。此次有机会参观石鲁作品大展和研讨会,能走近石鲁,瞻仰佳作,聆听诸位专家高论,机会难得,实属有幸,非常感谢东道主!

石鲁是美术界西北方一颗巨星,无论是他闪光的作品还是他的艺术人生,都非常特别,石鲁是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研究一个绕不开的个案,尽管美术界有争议,但丝毫无损他成为璀璨的艺术大家。

本次研讨会“石鲁的艺术精神和当代水墨画创作”切中了石鲁意义的要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谈石鲁研究他的艺术精神,主要是创造精神及其影响,十分有意义。

石鲁研究近些年成果颇丰,尤其是2007年广东美术馆“石鲁与那个时代”学术研讨会内容涵盖广,基本展示了他的各个方面,年谱《石鲁的时代与艺术》文献集也编得非常之好。研讨会文集的后记刘曦林先生有一句话说:“我仍然感到对石鲁的研究与石鲁自身的成就相比尚有许多差距,因此,这本文集的出版决不意味石鲁研究的终极,而只是一个新的开端。”今天这次研讨会就是又迈出的一大步。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发现潘天寿对石鲁及其画派的评说都没有人涉及。其实1961年潘天寿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 我最近重新阅读,并且走访师友,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潘天寿的讲话虽然不长,但对石鲁艺术的评价很中肯,并觉得对此后石鲁艺术走向是有影响的。


196111月石鲁为代表的西安中国画习作展览,接受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的邀请,巡展到了杭州。《世纪传薪·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年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六十五年·大事记》《中国美术学院七十风华·大事年表》均有此记载,但时间却都有误(1963)

潘天寿当时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画展在杭州南山路222号浙江美院陈列馆举办,影响很大,在校的师生都参观了,可惜的是有部分师生下乡劳动锻炼,与此失之交臂,坐失良机。

1116日下午省美协在浙江美院召开了观摩座谈会,倪贻德主持会议,那次会议潘天寿院长因故未出席,所以石鲁等五六位西安同仁,事后又专门到荷花池头42(后为景云村一号,现在的潘天寿纪念馆),潘天寿住处登门求教。潘老当时已看过画展,对他们的艺术成就评价很高。青年教师叶尚青在一旁做了书面记录,来访者中间有位女同志也做了笔录。

潘老说:“你们在新的道路上跑,成绩颇大,跑得好。从你们的展品中,可以看出都是从生活中来,勤于尝试,别创新格,确是直师造化的,不容易呀,值得我们浙江的画家学习。”潘老言及,从生活中来的“别创新格”。这种评价到底高在哪里?他以画史作了比较。


“我国历史上,在清代初年的四王等人,谨守传统,只讲法则,他们不出去写生,也不观察大自然,只是闭门造车,结果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成就。解放前的国画家也是关起门作画,不重视写生,一味摹古,墨守成规,最后,也就没有成就。但是,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等人,就迥然不同,他们对人物、山水、花鸟、诗、书等,无不精通,真凶,厉害呀!

又回到原来的主题,潘老说:“你们的画,不受古人束缚,不受传统局限,而是以造化为师,题材也是新的,都来自生活,结合自然,并把传统的用笔用墨技法与生活结合,没有落四王、吴、恽的套子。这是好的。”

潘老不善客套,他继续说出了自己的新印象:“古代的西安是我国的文化中心,文艺很发达,在历史上贡献巨大。近代,沿海一带的文化艺术已蓬勃开展起来,比内地发展快一些。但是,看了你们的作品,改变了我们的印象。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的国画创作,虽然有所发展,相比之下,总不如你们的活跃,呆一点,保守一点,而你们的作品显得很活跃,有新意,耐看。”

“你们的作品,在构图、取材,以及传统的用笔用墨等方面,都找到许多新规律,新技法。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前人积累了许多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为后代子孙创造财富提供条件,后人需要再创造再革新,不能停留在老经验和旧框框上,不能严守规矩停止不前。你们的作品中运用了泼墨、积墨、破墨、宿墨等技法,得体自如,很成功。总的说来,你们的作品,有新的创造,笔墨新。立意也新,不落俗套,皆有新意。”

潘老是不是客气呢,因为潘老在教学检查时,对自己浙江美院的作品批评起来一向是很厉害的,不讲情面。


笔者征询叶尚青先生,他说:“潘老对石鲁等的作品的确是非常肯定的,说他们有新意,很是赞扬。后来石鲁再三要潘老提缺点,潘老才谈了关于学习传统的问题。”

原美院副院长赵宗藻教授也说:“西北的中国画面貌新,很不简单,气势大,笔墨新,当时的作品现在看也是好的,并不过时。中国画好,版画也好,石鲁的版画长处是里面有中国文化,石鲁是中国最最好的版画家。人们提到延安时期的版画家往往只提古元、彦涵,其实石鲁和力群的版画毫不逊色。”

二位耄耋老人的评述显然与潘老的见解有关,可以说代表了浙江老一辈艺术家的普遍看法。


潘天寿那次与他们谈了一大段关于学习传统的内容。

“你们一定要我提意见。如果我只是说你们好,那也不对。就吹毛求疵地说几句。一个大画家,容许有不足之处,大画家也不可能没有缺点的。我谈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从你们现有作品来看,我感到对于传统的筋斗翻得不够,要多翻几次,才有更大的教益。石涛的传统功力很深,黄宾虹的功力也深湛。石涛是自强不息的,艺术与年俱进。中国古代画家,真正注重写生并能结合自然的不多,石涛的画结合自然,黄子久的画也是结合自然的,他们真正做到了源自大自然,又不受大自然的限制,因之艺术成就就很高,享有盛名。”



“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取景的方法不同,观察的方法也不同。西洋画对景写生时往往与照相机相似,是静的,不是动的,中国画的取景方法是动的,不是静的,要上面看,下面看,还要左面看右面看,四面八方都要看。我们提倡‘洋为中用’,对西洋画的优点,我们应予吸收,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为中国画所用。国画家画富春江不受对象束缚,曲曲弯弯的大江,可以画得很直,也可以画得很短,造化在手,搜妙创奇,不管对象的千变万化,在画家的笔底下,江河山水是任凭作者随机应变的。故此,中国画的取景变化多,不受实景约束,来于真山真水,又高于真山真水。你们的画还是静的透视用得多,动的透视用得少。黄子久画《富春山居图》,采用动的透视,将实景经过艺术加工后,择要而成局,否则是无法画成长卷的。”

“你们的用笔是灵活的,圆挺的,用色也是好的,但大多数的线,运笔太快,草率了点,表示阳光的地方,用色火了点,不纯净,欠沉着。石涛画大红大绿不火气,也不俗气,说明功力之深厚,技术之高超,很了不起。你们也有仿黄宾虹法的,仿得也是好的。问题是用直线来表示树、房子多了些,用直线要注意转折关系,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不要妄生圭角,因为直线用多了,其转折关系就难以处理。所以,古人很少这样画,应避免这样画或少画为好。”

“其他,也是吹毛求疵谈些意见,如题款问题。你们的题款位置尚可以,书法要下点功夫,题旧诗要对旧诗作深入探究。中国画的题款十分重要,到了清代,国画题款有相当高的成就,在东方的绘画中成为独特的民族形式。一张画只能给读者很短时间的欣赏,它不同于文学作品。题款是进一步阐明绘画主题的,也是补充画材和完整构图的一部分。”


“石涛善题款,长短款结合,题画诗也做得很好,书体多变化,有隶、楷、行、草等,题在画上很好看。吴昌硕先生也善题款,书法功力很深,款式、书法、绘画相得益彰,他的题款增加了构图的完整性。八大山人善题穷款,款式得体,别具一格。”

“西洋画的画题在标签上加以说明,他与中国画不一样。如米勒的《晚钟》倘若不题明画题,很难使人知道是晚上的祷告。西洋的歌剧,只有歌唱,没有对话;话剧只有对话,没有歌唱。农民唱山歌是不管音乐节奏的,但颇有民间风味。中国的京剧把杂技也搬上舞台,有唱、白、舞,还结合文学、绘画等。中国画也结合金石、书法、诗词,画中搭配的东西,与做菜时放点葱、酱、酒、糖、醋或花椒一样,使人增加食欲,也感到画中的材料丰富多彩,耐人寻味。中国画是让画材来反映主题的,题款与印章只是辅助的画材。一张精品,题句和印章不好,会损害它的艺术效果,也减低它的艺术价值,这是因为题款和画材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可以用文字来弥补画材的不足,乃是中国画的特点,我们不能忽视。扬州八怪个个能文善诗,也能题款,任伯年就欠缺这方面的功夫,文学根底浅些,书法功力也欠深,尽管他作画功夫是好的。任何一种学问,肚子里有多少学识修养,反映在画中也就有多少学识修养,具有高深学问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品一定是出神入化的。你们的布局布得较满些,画材是丰富的,而对题款还未能充分利用。希望今后重视起来。


“我的山水画没有下过深入细致的功夫,更谈不上基础了,我画山水很粗鲁,多是单层的,我走了简单的路子,没有从复杂的深入的道路上走过来。这是个缺陷。黄宾虹先生的山水,基础着实好,功夫深,但是,也有人批评他是‘画家的画’。画家和金石家的画,讲逸、亚、古、清,承袭文人画一路演进过来,有书卷气,画家画有什么不好?黄宾虹的成就,不在于笔墨上渡越了前人,而在于构思布局上无一点落人常套。不拘泥古法,不依样画葫芦;他勤读书,具备诗词、书法、篆刻、文学等多方面的渊博修养。在这点上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我们如果能在金石、书法、诗词、文学等方面下过扎实功夫,并能用于画上,对绘画将有极大帮助。历史上的画家,各种人才都有,有学识修养和绘画兼优的,也有只会画画的。四王的画功力很深,但是在其他方面的修养不行,如王石谷就缺少文学根底,画中有功夫,画外没有工夫。吴昌硕擅书画,又工金石、诗词,修养全面,其成就甚高;任伯年的画功力也很深,但欠缺其他方面修养。文人画有逸笔草草的缺点,然而,黄宾虹已跳出文人画的范畴,独树一帜,登峰造极。

中国画历来重视‘画外求画,通外求通’,近来注意得少了。望你们也重视起来,我们与你们一起努力,大家互相学习。

我对你们的画还有一点意见,即风格不够多样,有点差不多,你们可学学扬州八怪的创作精神,他们人在一起,画风各异,各有千秋,确实了不起。

我的东西也不行,我最苦恼的是创新没有创好,你们看怎么办?我现在给你们讲的,都是过时的论调,老头脑,也请你们多多批评。”

石鲁学画是15岁进入二哥冯建吴在成都办的“东方美展”学习中国画开始的,而二哥早年是上海昌明艺专学的画,潘天寿是他老师。从这层关系说,潘天寿把石鲁也是当做自己人来看待,所以这番谈话说得非常中肯、具体。

概括地说:1、要继续深入传统,中国画取景、观察方式是流动的,与西画不同,传统不光是既有的笔墨形式,要与自然结合,石涛、黄公望为楷模;2、要有画外功夫,多方面学识修养,强调题款的重要性,诗词、书法、篆刻均不能少,应师法石涛、吴昌硕、黄宾虹;3、注意用笔的关系,用色的火候,风格需多样等技法。

这些话现在看起来都是常理,潘天寿从正面讲道理,实际是指出存在的问题,对石鲁长安画派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今天来看,这似乎是潘天寿的一厢情愿。

那次习作展览石鲁的《转战陕北》大画,据说没有来杭展出。从石鲁这方面看,他老早改名就是尊石涛和鲁迅的意思,传统的重要性他也知道。但是石鲁的取舍是有侧重的,他更在于自我,他的讲演强调“我有我法,方为真法,新法也。”。强调的是生活激情、恋情,石鲁那时完成了名作《转战陕北》,作品以恢弘的气势和豪迈的诗情取胜,并成功地将山水与人物结合,画面上山水大于人物,但人物作为画眼依然是亮点,整幅画面很“活”。他的山水是当人物来画的,充满人情味。因为传统皴法中没有表现西北黄土高原的皴法,他通过实地考察和实情体会,创造出表现西北雄伟气势独有的技法,被称为“黄土高原皴”的新方法很好地表现了西北黄土的断层,大片的赤色也相当精彩。其时“悬崖绝壁,走投无路”的政治性指责,以及“野、怪、乱、黑”的风评也尚未刮来。


要是潘天寿这番话出于别人之口,也许石鲁不一定买账,石鲁对潘先生很信任,这还基于潘天寿有自己富有说服力的作品。石鲁在日前的座谈会上就曾经说过:“潘老的作品,大处是空,小处灵巧、生动,他从四处找东西,使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不是一回事。潘老的作品风格也很豪放的。”潘老的作品让石鲁体会到豪放也可以“粗中有细”,如何“细”,潘老的经验是到传统中去翻筋斗,深入传统,书法、金石、诗词都有用处,而且不光是技法,包括艺术精神在内。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资料能更明确地佐证此次谈话对石鲁有没有触动。但此后1963年他整理的《学画录》,学习传统的分量明显增加了,再后来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他用“伸向”不用“深入”,我觉得用字也许是讲究的。)而且在创作方面,至文革前的六七年中,渐渐摆脱了纯主题画命题创作的束缚,政治歌颂感强烈的作品少了,开始注重笔情墨趣和审美形式感方面的艺术性追求。以至于到文革后复出的作品,更带有文人画主观表现性倾向,比徐渭走得更远,书法的张扬也推到极致,他的艺术张扬个性具有突破性,发展了中国画传统,而不能简单地用“背弃”二字言之。为此,我不太同意有的专家的断语,认为石鲁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他敢于藐视中国画的传统规范和技法。我觉得称石鲁尊重传统,努力为传统添砖加瓦而奋不顾身也许更加恰当一些。

石鲁的原创性是有他文化的根的,虽不受传统束缚,但“创新”本来就是传统的题中之义,与传统相连,是活的传统,对当代水墨画创作的启发作用自然毋庸置疑。

另外,当代水墨画缺的不是大胆突破,不宜拿石鲁的成功当作挡箭牌,以为半癫狂是艺术家追求的状态,那就误解了。民族绘画应该是在限制中发展,有难度的创作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所谓“戴着镣铐跳舞”,说的就是艺术应该是有难度的,民族绘画自身的特点不能轻易丢掉。如果跟随西方当代,以为可以不分画种为所欲为,无疑是丢了金饭碗捡个不锈钢饭碗而已,饭是照样有吃,感觉可是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绘画恰恰是优秀文人画的精英性缺席。

对于石鲁晚年精神性癫狂时好时坏情况下所创作的东西,我觉得发自内心真诚的精神意义值得肯定,但市场因人而异的爱好,也不免使得作品的艺术性变得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尤其是金融左右艺术的局面来临。

现在艺术界非常宽松,即使有人想抡起大棒打压,也难得几多粉丝。此时重读潘天寿强调学习传统的讲话,我觉得有现实意义。

绘画界称“当代水墨画”而不敢堂堂正正冠之以“当代中国画”,似乎水墨画的称谓发挥的天地大了,但我个人觉得这是避重求轻,自我降格以求。水墨画、彩墨画,或者说水彩画,其范围似乎大了,但中国画原有的精品意识其实是取消了,文人画的精神含量和艺术成就举世公认岂能放弃,当代中国的画家应该理直气壮沿用中国画的称谓,《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该是当务之急。画家们要知难而上,不要躲躲闪闪。

来源:伴山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