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录

书名：《欧阳修集》 作者：欧阳修 

【集古录目序〈此序已载本集卷四十二，今存目删文。〉】

【集古录目序题记】

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隽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辨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申纸疾读，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圣俞，善人君子也，与余共处穷约，每见余小有可喜事，欢然若在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无谢、尹之知音，而《集录》成书，恨圣俞之不见也。悲夫！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书。

【敦<匚臣>铭〈周姜宝敦张伯煮<匚臣>〉】

右《伯冏敦铭》，曰：“伯冏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蕲万寿。”《尚书·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则此敦周穆王时器也。按《史记·年表》自厉王以上有世次而无年数，共和以后，接乎春秋，年数乃详。盖自穆王传共、孝、懿、夷、厉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盖千有九百余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远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远者，必托于金石而后传，其堙沉埋没、显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阳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铭在者皆完，则石之坚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铜，取其不为燥湿寒暑所变为可贵者，以此也。古之贤臣名见《诗》、《书》者，常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读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宝而藏之邪！其后《张伯<匚臣>铭》曰：“张伯作煮<匚臣>，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张伯不知何人也。二铭皆得之原父也。治平元年正月二日书。

【敦<匚夫>铭〈伯冏敦张仲<匚夫>〉】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镐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儿往往有得，必购而藏之。以余方集录古文，乃摹其铭刻以为遗。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归自长安，所载盈车，而以其二器遗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张仲之<匚夫>。其制与今不同，而极精巧。敦、<匚夫>皆有铭，而云<匚夫>获其二，皆有盖，而上下皆铭，铭文皆同。甚矣，古之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其于一用器，为虑犹如此，则其操修施设所以垂后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见《诗》、《书》，伯冏，周穆王时人；张仲，宣王时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来，自共和以后年世乃详。盖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余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谓远矣。而斯器也，始获于吾二人，其中间晦显出入不可知，以其无文字以志之也。盖其出或非其时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谓幸矣，不可以不传。故为之书，且以为赠我之报。欧阳修记。